往事随风–走出国门

上个世纪90年左右，中国虽然打开了国门近十年，但出国学习或工作还是比较稀罕的事，办个护照出趟国，普通人真的要扒层皮。 今天说说我办理出国的经历，也心怀感激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。

在上世纪80 年代末，还在上研究生时，我去了趟深圳(我记得那时还要办边防证)，当我站在罗湖桥旁向香港望去，就像一只被禁锢的小鸟，多么希望飞过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， 虽然之前曾经有过模糊的出国梦， 那时是我第一次决心要走出国门。从此生活好象有了更多的动力，象其他许多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，研究生一样，没日没夜的学英文，考托福和GRE, 只为一个目的，出国学习或工作。功夫不费有心人，在研究生刚毕业不久，我就收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一家医院的工作邀请，还有美国一大学的录取通知。去美国是上学，还要自己找学费，而丹麦邀请是我们夫妻同时去工作，加上丹麦老板名气很大，因此我们决定去丹麦。但那时毕业刚去一部队医院工作，要出国谈何易。打了一报告，三个月没有答复，硬着头皮去找院长，院长说，我们有规定，研究生来医院三年后才能出国，你是我们急需的人才，院里不会随便批你走的。我第一次被称人才，那时真有些激动，但激动有什么用，这等于吃了闭门羹。其实三年规定是有，但未到三年出国的也有，中国的事就是这样，只要路子够硬。事在人为，看来只得想别的办法。当时有一朋友的朋友从一省会过来，他父亲是那大军区的副头，正好要去见总部领导的秘书，那哥们带了几十瓶茅台和万宝路(当时值不少钱)眼不眨一下就送给了秘书，秘书一口答应邦我忙，三个月过去，没有什么结果。

因为邀请函一年有效，时间有限，我们只能再想办法。我太太当时在生意上有个好伙伴，我太太曾邦他小孩转到北京中关村最好的学校，他一直很感激。他有个亲戚在中央发改委工作，我们找了个午休时间，请他亲戚在发改委对面的餐厅吃了个便餐，听了我的情况，他决心要邦我。这亲戚文革期间与一开国大将女儿在干校是患难战友，当时他就给那大将女儿电话，对方答认邦我们想办法。随后，我们就去拜访了大将女儿，一家人非常亲切，她先生当时是少将，总部外事口的头，还是我老乡，曾经被打成右派，吃了不少苦。当时他就说，后天开总部党委会，他会跟管我们医院的后勤口头问一下。后来我知道大将儿子也刚到后勤口当二头，只是他不想让他弟弟出面。结果第四天，后勤头真的给医院政委打了电话，只说了一句话，XXX出国的事按政策办。于是医院马上就要科室递报告。科主任跟我说，科里只要没人反对，院里应该马上就会批。其实那时我在医院那辅助科，处于逍遥状况，除了状门面时露面，谁也不管我，我从不跟人争利益，因此未得罪任何人。院里这关很快就过了。其后就送到总部各部门批，虽是走过场，但时间会很长。但我却只有4，5个月了，没办法只能一个个部门去催，那段时间，腿都快跑断了，4个月后，总算拿到了护照，当时那负责的干事告诉我，在我之前，要快一年才能拿到护照。

其后一切顺利，总算在邀请函有效期内， 踏上了出国之途，当坐在SAS航空, 从空中遥望北京时，我一点也不激动，因为我知道，那将是一个不归之途。

我的第一辆车和事: